
1947年5月,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、冀察军区司令员的郭天民,心中已有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他找到了自己曾经的领导,朱德总司令,向他表达了自己希望调离晋察冀,前往晋冀鲁豫军区工作的一番想法。朱德对郭天民的性格与能力了如指掌,毕竟当年在井冈山上,郭天民就是他的部下。朱总司令听完郭天民的心声后,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“一个人在军中或者生活中,隐忍不发常常是必须的,就像一个弱势的军队,在许多时候,不一定要显露锋芒。倘若在公开场合一时口舌之快,那不过是匹夫之勇,不能成大器。”这番话对郭天民来说不仅是安慰,更多的是深刻的启发。听后,郭天民从内心深处得到了启迪。
不久之后,郭天民调离晋察冀,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,后来更是担任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协助陈赓司令员指挥了无数次战斗。随着郭天民的离开,杨得志将军接替了他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,并最终成为华北第二兵团的司令员。事实上,若郭天民当时没有离开晋察冀,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华北第二兵团的司令员。
晋察冀军区和华北军区培养了大量的杰出将领,如罗瑞卿、萧克、杨成武、朱良才、王平、耿飚等人,而郭天民的名字虽未必十分响亮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不突出。更关键的原因在于,他由于这次调任,错过了晋察冀部队的重要战役,尤其是平津战役的决战。
展开剩余77%郭天民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。早在中央苏区时期,他就因支持毛主席的主张而被批评为“执行罗明路线的代表”。因而,他被撤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职务,并被送往红军大学进行深造。尽管在学校期间,郭天民依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,这种坚定的个性使他与许多人产生了冲突。随着时间推移,他再次复职,担任了红九军团的参谋长,协助军团长罗炳辉指挥九军团的独立作战。
一方面,红军与中央红军的会师后,郭天民坚决反对南下,并因此被撤职,调往红大任职。在红大期间,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,甚至因试图了解和传递中央红军的情报,差点被张国焘枪毙,幸亏朱德总司令出面为他求情,才得以保全性命。随后,郭天民被调到陕北,担任军委作战局局长。1938年8月,他主动请求前往晋察冀,担任副参谋长,12月时更是接任了第二军分区(后来的冀察军区)司令员,开启了他独立指挥的生涯。
在担任冀察军区领导期间,郭天民指挥了多个重要战役,包括牛道岭、上下鹤山、娘子关等战斗。在晋察冀地区,郭天民被视为军区建设的奠基人之一,大家深知他那出色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,尤其在第二军分区这种几乎从零开始的情况下,他所带领的部队迅速成长,成为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力的部队。
抗战胜利前夕,郭天民所指挥的第二纵队已经是晋察冀野战军中装备最齐全、战斗力最强的部队。1945年,抗战大反攻拉开序幕,郭天民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多个城市,捷报频传。日军投降后,郭天民毫不犹豫地指挥部队赶赴张家口,成功接收了大量战略物资。此时,傅作义的部队也已迅速赶到张家口的西大门——柴沟堡。若是郭天民稍有迟疑,张家口很可能会被傅作义夺去。而张家口不仅是华北的重要城市,也是后期我军运送兵员向东北进发的关键枢纽,同时也是晋察冀军区指挥机关的重要落脚点。郭天民在这一战略时刻,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敢的行动,抢占了张家口,为全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然而,张家口的防守并不容易。傅作义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,目标直指张家口。郭天民指挥着四个团,在东线顽强抵抗傅军两军的轮番进攻,坚守了11个昼夜,歼敌上万人。若不是傅作义在西线的战术突袭,张家口的防卫战的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。
张家口失守后,晋察冀军区在涞源召开了总结会议,评估几个月来的战斗经验。郭天民因在会议中的言辞过激遭到批评。会议结束不久,朱德总司令亲自前来视察并与郭天民交谈,劝他:“一个人,隐忍不发常常是必须的,尤其是在公开场合。如果随意发泄情绪,那不过是匹夫之勇,成不了大器。”郭天民深受启发,感到非常受益。
最终,郭天民离开了晋察冀军区,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。在“千里跃进大别山”战略进攻中,他大展身手。后期,他又协助陈赓同志参与了渡江战役,并随四野执行了大规模的迂回包围任务,向中南地区挺进。陈赓与郭天民的配合默契无间,陈赓曾称他为“绝配”。1955年,时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郭天民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,并获得“三枚一级勋章”的荣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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